长沙出土顶级国宝四羊方尊，精美绝伦，出生神秘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四羊方尊绝对是镇馆之宝。

这个从湖南省长沙市下辖的宁乡县（市）黄材镇出土的顶级国宝，拥有几个第一。

四羊方尊是中国仍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

四羊方尊造型流畅，鬼斧神工，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与清明上河图等珍贵文物并称中国十大传世国宝。

四羊方尊出土适逢乱世，颠沛流离，几经周折，最终达到圆满

先来看看中国国家博物馆关于四羊方尊的介绍。

早在夏商时期，中国便进入了一个辉煌的青铜时代。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四羊方尊，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器身高58.3厘米，重量接近34.5公斤。整个方尊雄浑厚重，却又不失端庄典雅。

方尊上最引人注目的装饰，当属位于肩部四角的卷角羊头。“四羊方尊”便是由此得名。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则附着于方尊腹部及圈足上。方尊上装饰着精美的纹饰，羊的前胸及颈背部布满鳞纹，两侧饰有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

“尊”是中国古代的盛酒器。在商、周时期，青铜尊经常作为礼器出现在祭祀仪式上。

《左传·成公十三年》中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fán)，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膰和脤指的是祭祀用的肉。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在先秦时期，祭祀和战争都是涉及国家利益及安危的头等大事。统治者期望通过祭祀仪式，获得神灵以及祖先的庇佑，巩固自己的统治。

那么，作为礼器的四羊方尊，为什么以羊作为器身的形状呢?

《周礼·春官·司尊彝》提到了古代祭祀礼器中所谓的“六尊六彝”。六尊，分别指的是牺(读“梭”音)尊、象尊、壶尊、著尊、大尊、山尊。其中的牺(读“梭”音)尊，包括牛尊、羊尊、犬尊等。

先秦时期，羊在祭祀礼仪中的地位仅次于牛。在商代国都所在地河南安阳小屯发现了大量的祭祀坑，其中最多的就是牛、羊和犬等。羊，显然是当时祭祀用的主要牲畜之一。

为祭祀而宰杀的牲畜在当时叫作“牺牲”或“牺”。以这些牲畜为造型的尊，被称为“牺(读“梭”音)尊”。四羊方尊上的羊头造型，极有可能象征着作为祭品的羊。当时的统治者通过祭祀活动，希望获得上天的眷顾，所以在祭祀礼器的设计上处处用尽心思。

自古中国人对羊这种温顺、可爱的动物就喜爱有加。甲骨文中的“美”字,就是头顶大角的羊形。“吉祥”的“祥”是“羊”字的后起字。看来，古人早就把羊和美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了。人们还用“德如羔羊”来形容士大夫操行洁白、进退有节。羔羊跪乳的习性，被后世演绎成了孝敬父母的典故。

除了造型生动的羊头以外，四羊方尊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其精湛绝伦的青铜铸造工艺，它被人们称为传统陶范法的巅峰之作。

四羊方尊器表布满纤细的云雷纹，颈部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方尊的肩部装饰为蛇身而有爪的龙纹。龙纹为高浮雕，从方尊的四边蜿蜒于前。每一面的龙纹中间，都有一个双角龙头从方尊器身上探出来。

方尊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处，都是扉棱。这一小小设计，却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陶范铸造法在商代早期就出现了，在商代中期日臻完善。在制作造型复杂的青铜器时，古人往往采用接铸法作为基本工艺，即将器身与附件分别铸造，然后再接铸为整器。四羊方尊就是用接铸法铸成的。商代工匠先将羊角与龙头分别铸好，然后进行接铸。如果没有高超的铸造技术，很难达到整器浑然一体的效果。然而，在四羊方尊身上，却找不到拼接的痕迹。原来，方尊器身的扉棱，便是用来遮掩接铸时痕迹的巧妙设计。

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图像和立体雕塑结合起来，把器物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真是匠心独运。生动繁复、寓动于静的纹饰给冰冷厚重的青铜器增添了端庄、典雅的神韵。

黄材镇位于宁乡西部山区，镇域面积220平方公里，人口6.43万。很多人都知道，当地有个黄材水库，基本达到了宁乡灌溉面积的一半，同时也解决了宁乡城区三分之二的人口用水问题。四羊方尊是如何从宁乡县黄材镇出土呢？

时间回到1938年4月一个艳阳高照的上午，黄材镇月山铺的转耳仑山上(后来属炭河里遗址公园)，姜景舒、姜景桥、姜喜桥兄弟三人在半山腰垦荒，准备栽种红薯。忽然“当”的一声，锄头敲在金属上的碰撞声，如鸣佩环，立马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当他们小心翼翼将旁边的土石悉数清理干净，一件硕大的金属器物出现在姜景舒兄弟眼前，把三兄弟惊呆了——这个浑身墨绿色，带有4只卷角羊头的东西为何物……肯定是个宝贝！如获至宝的三兄弟，不停地打量着这件宝贝，并用工具敲敲打打，一不小心竟将器物的口沿敲掉了手掌心大小的一块。

姜景舒把它抱回家，用老式的杆称称了重量，大约64市斤。三兄弟围着宝贝看了一下午：这个没有桌子高、大口外翻的宝物，肩部四角有四个立体的卷角羊头，从小就放过羊的三兄弟立马觉得这羊头比真的羊还要漂亮，双手摸着羊头，心里惊叹这师傅手艺简直太精了。羊在古代被喻为吉祥之物，虽然并不清楚这件宝贝到底有何价值，但不凡的外形和如黑漆般的色泽，让姜景舒以为挖到了“乌金”，不免对宝贝倍加珍惜，心想有这个宝贝在手，能够给贫困的家庭带来巨大转机，这一辈子有盼头了。激动、惊讶、狂喜、震惊……一齐涌上心头。

姜景舒挖到宝贝的消息像长了翅膀在镇上传开了，一时轰动三湘。由于长沙历来就是青铜文物出土的宝地，文物贩子在乡村往往布有很多眼线，因此黄材镇万利山货号的老板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他当即开出了四百大洋的价钱要购买这件后来被称为“四羊方尊”的稀世珍宝。那时的姜景舒还只有17岁，生活在一个有10多口人的大家庭里，家里就靠爷爷做豆腐、父亲打短工的微薄收入度日，听说这件东西能卖个好价钱，也就只能忍痛割爱了，毕竟在当时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在经过当地保长、甲长和乡绅的层层盘剥后，四百大洋最后到姜景舒手上就只剩下二百四十八块了。姜景舒在卖掉宝贝时下意识地将敲下来的碎片留了下来做纪念。

四羊方尊被卖出的消息传开以后，长沙古董商赵毓湘、杨镜祥等四人凑了11600多元大洋，于1938年7月从黄材镇万利山货号买走了这件文物，并运回了省城。长沙市某巨商获得消息后，急匆匆赶来仔细端详，这宝物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4只卷角羊头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精妙绝伦，一眼就认定这是一件稀世珍宝，当即表示愿意出大洋10万元购买收藏。同时也有外国古董商来到了长沙，愿意出大洋48万元买走，比当初姜家以四百元大洋出售此文物时，价格翻了一千多倍。

当时长沙文物盗掘走私现象极其严重，政府部门对出土文物走私现象的查处也十分严厉。就在走私商洽谈转让之际，这件事被人密报到了湖南省军政当局。长沙县县长张翰仪为防止奸商贪利将文物卖给外国人，立即派出警员前去侦缉查处此事。传各关系人悉数到案，闻风而逃的杨镜祥知道这次算是“投机不成，反蚀把米”，百般无奈之下，只好将文物呈缴到了长沙县政府。县政府不知此文物的价值几何，也没有收藏保存的能力，就将其上交了湖南省政府。宝物充公之后，被送到了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办公室里，张治中一眼看到这精妙绝伦的四个羊头，就知道这是远古时期的珍宝，爱不释手，竟把宝物作为笔筒放在几案之上朝夕相处达3个月之久。

不久，日寇的铁蹄进逼长沙，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四羊方尊送到了湖南省银行保管。1938年11月，眼看战火就要烧到湘江边，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和省银行均迁往沅陵。为了不让完整的长沙城落入日寇之手，当局决定实行“焦土政策”。11月12日，延续两天两夜的长沙城火光冲天，熊熊大火将全城房屋大部焚毁，居民被烧死2万余人，财产损失无数，史称“文夕大火”。这把火不但烧掉了长沙城，也使四羊方尊在战乱中遗失了，不知所踪。

得知这一信息后，1952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家蔡季襄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仓库中，找出这个破碎的宝贝。看到四羊方尊支离破碎的惨状，他心如刀割，立刻向领导作了汇报。不久后，消息传到了北京，周总理立刻责成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会诊、攻关，务必对四羊方尊进行修复。但是，由于四羊方尊的铸造水平非常高，相应的，它的修复难度也非常大。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全国上下能够修复四羊方尊的专家屈指可数。最后，修复四羊方尊的重任落在了国内文物修复大家张欣如身上。

张欣如是当时湖南省数一数二的文物修复专家，上世纪30年代便在河南省开封市的“倾古斋”学习古玩修复，因为勤奋好学，受到了师父的赏识，获得了文物修复的真传。张欣如接到修复四羊方尊的任务时，已经36岁了，此时，他的修复技术已达到国内首屈一指。1954年4月，张欣如调至湖南省文管会，当年5月，正式接手四羊方尊的修复工作。随即他一丝不苟清洗碎片、烙铁焊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每天，张欣如都把30多公斤的四羊方尊放在腿上，一手扶着，一手作业，丝毫不敢分心。因为四羊方尊是被炸弹炸毁的，所以跟自然损坏不一样，损坏程度非常高，破损程度也非常大，拼接起来非常难。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个多月时间的修复，破碎的四羊方尊终于修复完成。这件浴火重生的国宝，历经了战火的颠沛流离，再次展现出3000年前的瑰丽身影，让人能一睹国宝真容。在灯光的映衬下，四羊方尊熠熠生辉。只见方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

清华大学教授彭林认为：“四羊方尊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也是最漂亮的一件。”四羊方尊造型雄奇，寓动于静。四只羊欢天喜地驮着盛酒的器皿，器皿的颈部布满了蕉叶纹，给人一个丰收了的感觉；四只羊相互呼应，顾盼生辉，给人喜气洋洋的感觉；四只羊脸上布满云雷纹，这样羊就像国画造像“在似与不似之间”。显示出高超的工艺技巧和艺术构思，堪称我国古代工艺美术史上的一朵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