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难怪唐武宗会灭佛

晚唐武宗灭佛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的第三次，佛门这个西来的宗教与中华本土道教不同，具有更强的蛊惑性，并且总是要插足政治。当佛门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后，不但成为瓜分国家财富的特权阶层，还在朝堂上形成了很大影响力。

于是，不断有忍无可忍的帝王发动灭佛、毁佛行动，以此树立中央政府权威，并从佛门手中夺取人口和财富，唐武宗就是其中之一。

【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

唐代皇帝虽然自认为老子后人，但只有一头一尾高祖、武宗两人限制佛教，当年李渊禁佛诏书已经下达，却被玄武门之变打断，否则就会变成三武一祖一宗灭佛了。

整个唐代，佛门在大多数时间占统治地位，先后多次有皇帝从凤翔法门寺迎接佛骨舍利，每次都对佛门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即便是推崇道教的盛唐李隆基对佛门也没有过多限制。

佛门在武则天时期达到顶峰，“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武则天也当上了女皇帝，唐王朝相当于灭亡了一次。那时的佛门就这这个德行，对于供养自己多年的唐王朝仍能下如此狠手，当年梁武帝的下场也就可以解释了。

佛门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政治、经济地位，他们也从未满足过，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陆上佛国是佛门最高理想，与西方中世纪的教廷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佛门不乏悲天悯人的大德高僧，也做过一些治病救人的善事，但在“崇高”理想面前出现了两种极端，一些是如玄奘、鉴真一般的狂信徒，他们认为佛门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更是为佛门利益不惜牺牲生命，包括自己的，也包括其他人的；另一些是为攫取财富不择手段的国家蠹虫，他们认为个人享受高于一切。

【安史之乱后，佛门仍然蓬勃发展】

《旧唐书》中记载，唐代宗养了百余名僧人在宫中念经做法，僧人们的饮食用具“穷极珍异”，一切费用都是国家出。当时吐蕃年年入寇，每次唐代宗都让僧人表演一番，等吐蕃兵退，就给这些僧人大加赏赐，很多僧人都做到高官、国公，并且能在朝堂上和公卿宰相争权夺利。唐代宗也算是不错的皇帝了，这些钱用来养兵不是更好？

当时僧人有很多特权，除了不缴纳赋税之外，还能够通过各种手段占有土地，“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吏不能制”。即使僧人当中有作奸犯科的，官府也“不得箠曳僧尼”，不能对僧人肉刑体罚，不能鞭打，不能上刑具，这还怎么管？

皇帝如此，民间对佛门也是狂热，唐宪宗时期迎佛骨，“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这些虽然是老百姓的自发行为，但也说明佛门已经深刻影响到了唐王朝每一个角落。

当时韩愈《谏迎佛骨表》对唐宪宗的行为大加批评，代表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普遍看法。但韩愈主要是从华夷之辨的角度进行阐述，辩驳之言苍白无力，只是讽刺挖苦，这位儒学大家对政治、经济方面也未必有太深的见识。

（陕西凤翔法门寺）

【个人喜好为辅因，政治经济为主因，才有了武宗灭佛】

到唐武宗时期，佛门已经自由自在的生长了近百年，足够肥了，可以开刀了。

换成别的皇帝未必能下这个决心，但唐武宗个人的宗教信仰是神仙一道，拜了一个道士赵归真为师，还召集了其他几个有名的道士入宫，“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

唐武宗在其他政务方面并未轻信这些道士，但在灭佛一事上多少会受到影响。

唐代后期史书记载已经比较简单了，很多内容缺失，似乎唐武宗的灭佛举措都集中在会昌五年。但根据其他史籍，早在唐武宗当皇帝初期的会昌二年，就已经开始对佛门下手了。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当时一位日本僧人撰写的游记，其中记载，会昌二年（842年）十月，唐武宗下诏“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练、咒术、禁气，背军、身上杖痕、鸟文，杂工功，曾犯淫养妻，不修戒行者，并勒还俗。若僧尼有钱物及谷斗、田地、庄园，收纳官。如惜钱财，情愿还俗去，亦任勒还俗，充入两税徭役。”之后又补充“所蓄奴婢，僧许留奴一人，尼许留婢二人，余各任本家收管。”

这个命令针对的是僧尼个人，先是对僧尼当中的害群之马进行限制，勒令还俗。然后是对僧尼个人掌握的多余财富、土地、奴婢予以没收，下手还不是太狠。和尚尼姑还有大批奴仆伺候，名下还有大笔金银、土地、庄园，这确实是太过分了。

会昌朝宰相李德裕整治吏治已经有了明显效果，国家机器的行政效能明显提升，各寺庙门前都贴了告示，不按规定放僧尼还俗，寺门就别开了。于是很快就有了效果，仅长安城就有三千余僧尼还俗。

会昌三年，一个叫信奉佛教的官员叫韦宗卿，给唐武宗上了一套佛门经书以表示反对限制佛门，唐武宗看了之后就烧了，还下令到此人宅子索要草稿一并烧掉。诏书中给这人一顿臭骂，身为儒士不宣扬儒家，反而在佛经上下功夫，“颓靡何深！”

会昌四年三月，唐武宗下诏“不许供养佛牙”，包括五台山、泗州普光王寺、终南山、法门寺，这几个供养佛骨舍利的地方，都不准供奉。“如有人送一钱者，脊杖二十。如有僧尼等，在前件处受一钱者，脊杖二十。诸道州县应有送供人者，当处投获，脊杖二十。”

不准供奉佛骨，不准接纳信徒施舍，此令下后，“四处灵境，绝人往来，无人送供”。

会昌四年十月，唐武宗下令“毁拆天下小寺，经佛搬入大寺，钟送道士观”，小庙里的僧尼一部分还俗，一部分并入大庙。

会昌五年正月开始，又是几道命令，南郊祭天大典不准僧尼观看，不许僧尼午后出寺，天下寺庙不得添置庄园。

以上内容都是来自《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其中还有大量唐武宗和道门交往的记录，都是几部正史中没有记载的。

（法门寺佛骨舍利）

【会昌五年，佛门最深的一次劫难】

到这时为止，唐武宗仍然只是限制佛门，而非彻底禁绝。以上这些手段也非极端措施，相当于是软刀子割肉，但效果并不明显，于是唐武宗才大举行动。

会昌五年（845年）四月，唐武宗命令有关部门统计天下寺庙和僧尼人数，不数不知道，一数吓一跳，竟然有“寺四千六百，兰若四万，僧尼二十六万五百”，大庙4600，小庙四万，和尚尼姑26.05万人，加上佛门控制的奴婢、佃户，应该有百万人之多。

也就是说，过去三年唐武宗的限制佛门行动或者是没取得效果，或者是原本基数太大，还剩了这么多。

当年李世民、李治两代人二十年灭了高句丽，得到七十六万户、二三百万人口，而佛门人口数量就高达百万，算上土地、寺庙等其他资产，佛门已经富可敌国。

既然这么肥了，那就杀吧，信奉道教的唐武宗在思想上毫无负担，另外灭佛行动还能得到儒家知识分子的支持，这些人可是朝中的中坚力量。

至于宰相李德裕，本身应该没有太明确的宗教倾向，但几年来主持国家改革、对外对内用兵，钱财如流水一般从手中流过。如果能有一个平衡国家财政的渠道，李德裕也是喜闻乐见的。

于是，会昌五年七月，唐武宗下令：天下各州中，上州只留佛寺一所，下州寺庙都废除，长安、洛阳两都各留寺庙十所，每寺留僧人十人。

唐代以四万户以上人口的州为上州，相当于一二线城市，全国大概一百个。加上长安、洛阳两座超一线城市，一共保留了不超过一百五十座佛门寺庙，其余97%被拆毁。如果算上数万小庙兰若，佛门固定场所基本上被扫荡一空。僧人数量也被大大压缩，从二十余万减少到几千人。

寺庙财富全部收归国有，包括铜像、钟磬都用来铸钱，铁器用来打造农具，其他金银等财富也一并没收。同时官吏百姓家中的金银铜铁佛像也要上交，违反者进行处罚。

现存唐代建筑最有名的是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当年就是武宗灭佛时被拆毁，但很快又被重建。

就如后世“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一样，唐武宗灭佛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政治意义，发了一笔横财，还把和宦官势力、文官势力勾结的佛门败类扫荡一空，中央政府权威在抵御外敌、平定藩镇叛乱胜利基础上再一次得到提升。

会昌中兴是唐王朝最后一次伟大复兴，其中聚敛百年财富的佛门做出了重大贡献。

可惜，唐武宗死的太早，第二年因服用长生药物而死，年仅33岁。继位的唐宣宗全面废除了唐武宗、李德裕的改革措施，佛门也重新恢复，再一次开始了他们享受特权、聚敛财富、实现理想的“伟大事业”。

唐武宗这次灭佛是对佛门的重大打击，佛教徒们称为“会昌法难”，但这个灾难是他们自找的。百年后后周世宗柴荣第四次灭佛，再次给佛门以沉重打击。之后佛门也开始反思和收敛，并逐渐与世俗政权保持了一定距离，虽然仍然有大批借佛敛财的假和尚，但多少算是摆正了自己的位置。

也幸亏如此，否则还会有帝王灭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