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道时期，“银贵钱贱”的根源在哪里？

乾隆中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出现了令统治者一个颇为头疼甚至是事关民生国计的特大经济问题——银钱比价。从清初开始，货币市场陆续出现了“银贵钱贱”和“钱贵银贱”的现象。乾隆中期至道光时期，不仅长期存在“银贵钱贱”，而且银两排挤制钱的情况愈发严重。因此，本章节从经济角度出发，探索揭示这一问题。

​一

乾隆中期后，商品经济空前活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处在萌芽状态，国内市场上的银钱比价从1771年开始持续上涨。与此同时，国内和国际市场也进一步扩大。如广东佛山镇的各种铁器行销全国，享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盛名，苏州的纺织品，南京的绸缎，景德镇的瓷器，台湾的蔗糖，安徽、福建与湖南的茶叶，河南与东北的棉花也都顺畅地行销各地。

1789年到达广州贸易的外国商船数量有八十六艘，来华的商人不仅大宗收购中国的茶、丝，而且也贩运中国的棉布。美国商船是中国棉布的最大主顾。茶、丝、棉布大批走向国际市场，又进一步促使内地农产品商品化，经济作物面积不断扩大。

湖州出现了“桑麻万顷”之家，松江地区种棉者多而种稻者少。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乾嘉时期的中国商品经济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是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中的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走入世界市场的茶丝、棉布商品，必然要求货币流通与之相适应。

货币运动是商品经济的反映。乾嘉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领域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出现了白银排挤制钱的现象。从以下两个方面，大致可以了解到制钱正在被白银驱逐出货币流通市场。

​其一，从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来看，制钱已沦落到无足轻重的地位了。

清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兵饷、官俸以及宫廷开支，也全部实行银两核算。在重要的商业活动中，制钱几乎没有任何地位，“商贾转输百货则以银”。制钱与白银相比，主要缺点是价值低，体积大，携带不便，再加上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时间铸造的钱币规格不同，计算方法繁难，流通区域受到很大的限制。

而白银价值高，体积小，易于携带，经过辨认成色，权衡轻重便可在全国各地流通。在商业活动中，人们必定要冷落制钱而选择银两作为流通手段。

曾有人对江苏市场用银的情况作出了这样的描述：

“惟江苏为居货通商之地，户口殷繁，五方杂处，民间贸易大者固皆用银，而肩挑背负日趁分文之穷黎，不识银色高低，故以用钱为便”。有官员对浙江市场的情况作了这样的记录：“臣生长在浙江，如宁波、温州、台州等府，无论大小交易，皆但知用银而不知用钱，即厘数之间，亦皆用银。”

有人概括了上面这些情况说：

“国之赋税，银也；官之禄赐，银也；士马之粮，银也；宾客之赂遗，银也；商贾之交通，银也。总天下之万货制之于银，自天子至小民，非银莫为用。”这是乾隆时期白银排挤制钱情形的最好写照。它说明制度所担负的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等职能大大被削弱了。

​其二，从货币的储藏情况看，乾嘉时期，无论是政府的库藏还是拥有货币的私人都将白银作为储藏对象。

“朝廷以府库积藏，天下之人，小者积以箱匣，大者积以瓮窖”，“近世贵人富商多藏银”。藏银已经代替了藏钱，成为人们的一种社会习惯。当时，由于银行业的初级阶段——钱庄尚不十分发达，私人藏银无限零碎，数额之大，难以估计。

不过，最大的窖藏者当然是朝廷。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大学士等奏称：“现在统计部库每年出入大数，约余银九百万两有奇。”乾隆五十七年，户部总册奏称：上年各省实征岁入银4359万两，开支俸薪、兵饷、驿站等费银3177万余两，余银一千八十一万两。户部每年结存在一千万两左右，余银数量确实大得惊人，这就是保证国库长期存银五千万至七千万两的根本因素。

魏源在《圣武记·兵志兵饷》中，总论乾隆年间国库存银之多时，作了如下的概况：

“康熙六十一年，户部库存八百余万。雍正年间渐积至六千余万，自西北两路用兵，动支大半。乾隆初，部库不过二千四百余万，及新疆开辟之后，动帑三千余万，而户库反积存七千余万。及四十一年两金川用兵，费帑七千余万，然是年诏称库帑仍存六千余万，及四十六年之诏，又增至七千八百万。且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普免七省漕粮二次，巡幸江南六次，共计又不下二万万两，而五十一年之诏，仍存七千余万。又逾九年而归政，其数如前，是为国朝府藏之极盛也。”

普遍藏银的社会习惯使不少人认为，藏银是银价上涨的原因，“银之用广，富贵家争藏银，银日少”，此乃导致银少而贵的又一重要原因。

​二

如果说，制钱在国内流通领域里还有一些地盘的话，那么在对外贸易中，制钱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因为在世界商品市场上，一切货币失去了铸币形态，而直接以贵金属的原来形态出现。当时充当世界货币的贵金属是金银，铜块早已失去了这个资格。

这种“银贵钱贱”的情况，正好与乾隆初年京畿和福建的重用制钱相反。1742年6月10日，正蓝旗汉军都统伊勒奏报说：京畿附近各州县，“各处交易无论大小皆使钱文，其故固有一定奸商每遇交易，兑银时，搅乱成色，百姓畏其刁难，虽有交易需银至二三十两之数，亦必讲用钱文，希冀清楚”。

1747年元月28日，福建将军新柱奏报：“近年以来，无论一切零星买卖，皆用钱文，即买卖田地、房屋以及婚娶聘礼，自数十串以至二三百串，无不行用钱文。”这个时期，由于制钱用铜量加大，加上铜矿开采没有大范围放开，所以导致了“钱贵银贱”的现象。

乾隆晚期，许多人认为，“用银太重，用钱太轻”，是银贵钱贱的主因。应当说，这种观点反映了白银排挤制钱的实际情况。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去根究其经济原因，而停留在“重钱轻银”的观念上，这显然是违背货币流通规律的。

​白银排斥制钱的根源，是乾嘉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生产的扩大，市场的繁荣与对外贸易的发展。白银作为流通货币有着显著的优越性，不仅性能稳定，易于分割，而且体积小价值高，在国内市场上比黄铜更加适宜充当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储藏手段等重要职能。

社会对白银需求的不断增大，与当时中国白银流通数量的明显不足构成矛盾。解决这种矛盾，要么有丰富的银矿可供开采，要么通过国际贸易增加白银。可是，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

当时的采矿技术和银矿不足，不能为国内的货币流通提供足够的补充。对外贸易虽然长期处于顺差地位，每年有相当大的出超数额，可是这个数额在嘉庆年间逐渐被鸦片走私贸易所抵消，进口的白银数量在减少，不能满足中国的市场需要。需求大于供给，“银贵钱贱”也就日益严重。

​三

如果将目光转移到明朝中后期，同样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当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银价上涨的情况，由银贵而引发了一场关于币制改革的争论。为了满足宫廷和社会对白银的需求，明朝政府矿使四出，加紧开采。这种活动由于复杂的社会原因而归于失败。

尽管如此，它说明了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白银必定被社会选择为主要流通手段，因供求矛盾银价相对升值。这种原因，在明代在清代都是难于揭破的谜。魏源在探索清代“银贵钱贱”的原因时，也注意到明朝银贵的史实，但他找不出答案，只好留下“未有知其由者”的感叹。

必须指出，制钱在乾嘉时期的小商品贸易中和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占有一定地位的。之所以如此，一是由于我国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完全废除制钱的程度，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自然经济还在广大地区占有优势；二是银两制度本省也存在缺点，还离不开制钱的辅助。当时中国白银还停留在条块状态，没有采取铸币形态，所以在日常的小额交易中白银不如制钱计枚核价值使用简便。

​乾隆时期日益发展的中外贸易，迫切需要一种简单化一、成色重量一致的银铸币。因此，这一时期国外流入了大量的银币，并迅速被中国市场接受，而到了晚清时期，朝廷才开始铸造银币，其目的也是为了满足商品经济发展的强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