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诗为何不及朝鲜和越南醇正？

江户时代著名的日本学者赖山阳。

如果以中国诗为本位，日本汉诗的确不够“醇正”，但换个角度看，也正因如此，日本汉诗比起朝鲜和越南汉诗更有特色。我们只听说过诗有“东洋味”，没听说过有“朝鲜味”和“越南味”。换言之，朝鲜和越南的好诗和中国的好诗是一回事；日本的好诗则不然，它们往往有着独特的风韵。

日本汉诗源远流长，早在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奈良时代，就有了汉诗集《怀风藻》。创作汉诗的风气经久不衰，留下了大量作品。然而，对日本人来说，写汉诗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汉语和日语差别极大，甚至不属于同一个语系，如果说格律诗是“戴着镣铐跳舞”，那么日本人用汉语创作格律诗，相当于戴着两重镣铐跳舞。举个例子，平安时代有位名人菅原道真，出身学问世家，精通汉学，是位出色的诗人。出色到什么程度呢？在当时的日本，地位最高的诗人是白居易，醍醐天皇却写了一首诗赐给菅原，诗的尾联说：“更有菅家胜白样，从兹抛却匣尘深。”意思是有了菅原的诗，就不需要白居易的诗了，白的诗集只能锁在匣中与灰尘为伍了。可就是这么一位精通汉学的顶级诗人，曾经写过一组五律，在序言中说：“含毫咏之，文不加点，不避声病，不守格律，但恐世人嘲弄斯文，才之拙也。”大意是说我的这组诗写得草率，请读者包涵。这话虽是自谦，但写律诗“不守格律”，在中国古人是难以想象的——对他们来说，守律是基本要求，就像呼吸一样必要。最好的诗人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清末国学大师俞樾编过一本《东瀛诗选》，对日本汉诗欣赏有加，却也不得不承认：“东国之诗，于音律多有不协”（很多日本诗不合律）。他甚至帮日本人修改不合律的诗：“……间或以佳句可爱，未忍遗弃，辄私易其一二字，以期协律。代斫伤手，所弗辞矣”（看到不合律的诗中有好句子，不忍遗弃，就偷偷帮它改一两个字，改得不好是我的错）。

比起格律，对日本汉诗来说，更严重的问题是误用汉语字词。日本人自己也意识到了，称这种现象为“わしゅう”，写作“和习”，也就是“日本的习惯”。わしゅう有一个更直白的写法“和臭”。很多日本诗人的作品“和臭”浓郁，虽大家、名家亦不免。比如江户时代著名的大学者赖山阳，诗文冠绝一时，下笔却往往自带和习，以至于清末大诗人郑孝胥在诗中嘲讽他：“此都号文士，浮躁多不实。盛名如赖襄，语助未究悉。”说日本文人名不副实，赖山阳（赖襄）号称文豪，连语助词都搞不定。

我们就以赖山阳诗为例，来看看什么是“和习”。赖山阳有首脍炙人口的名作《题不识庵击机山图》：“鞭声肃肃夜过河，晓见千兵拥大牙。遗恨十年磨一剑，流星光底逸长蛇。”诗写战国时代上杉家与武田家争霸，“不识庵”指上杉谦信，“机山”指武田信玄，传说川中岛一役，上杉挥剑追杀武田，功亏一篑，让武田溜了。诗的下半段惋惜上杉的流星一剑未能奏功，辜负了多年整军经武的努力。问题是诗中的“遗恨”用得很别扭。一般来说，“遗恨”的内容应直接接在词后，比如杜甫的“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失吞吴”（没能吞并东吴）是“遗恨”的内容；那么，这首诗里的“遗恨”后应该接“流星光底逸长蛇”（让武田给逃了）才对，作者却插入了“十年磨一剑”（多年努力），语义被割裂开来。其实，如果改成“可惜十年磨一剑，流星光底逸长蛇”（可惜多年努力，还是让武田给逃了），句子就通顺多了。为什么赖山阳不用“可惜”呢？因为在日语里，“遗恨”正是“残念”（可惜）之意，赖山阳没有意识到两个同义词的用法有微妙区别。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使日本汉诗在整体上显得稚嫩生涩。

那么，同样是受到汉文化影响的国家，朝鲜、越南的汉诗与日本相比又如何呢？十八世纪初，朝鲜人申维翰出使日本，在游记中对日本文学做了一番评价：“彼其好文者，以本品聪敏之性，无科举剽窃之累，而熟习专领，穷极其功，如蠹鱼食字而眼明，所以吐论古事，评骘能否，有曰如此者为汉，如此者为唐宋云尔，则所见之的确，或庶几于能言之士。而使之为歌行律语，则平仄多乖、趣味全丧，为我国三尺童子所闻而笑者。”这段话实在刻薄，褒语中亦含讥刺，如“庶几于能言之士”（差不多算是能言之士），用《礼记》“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之典。值得注意的是，在申维翰看来，日本人文章尚可，诗则“平仄多乖、趣味全丧”，写得一塌糊涂，连朝鲜的三尺童子都比不上。申维翰说这话，有他的底气——朝鲜汉诗的质量确实很高，用语纯熟典雅，几乎与中国诗无异，佳作如“雨歇长堤草色多，送君南浦动悲歌。大同江水何时尽，别泪年年添绿波”，雄浑高朗，令人一唱三叹，放在唐人集中也是超一流作品。越南汉诗虽不及朝鲜，也算得上精炼整饬，我印象最深的是邓容的《感怀》：“世事悠悠奈老何，无穷天地入酣歌。时来屠钓成功易，事去英雄饮恨多。致主有怀扶地轴，洗兵无路挽天河。国仇未报头先白，几度龙泉带月磨。”一气流转，沉雄悲慨，大有“壮士拂剑，浩然弥哀”的意境

程羽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