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2025-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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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我在读周史的时候说过,周公还真有篡权的企图,导致几个弟弟发动叛乱,最后被迫把政权归还给侄儿,但是,他儿子的封地鲁国,留下了蛛丝马迹,这就是,其它诸侯国只有宋国有资格在祭祀祖先时可以使用颂的规格,鲁国凭什么使用颂的规格?无论如何,周公归还了政权,周朝度过了瓶颈危机。
王莽就不同了。

王莽模仿的对象
一、新兴之星王莽曾祖父做过汉武帝绣衣御史,祖父王禁做过廷尉史,生了四女八男:长女王君侠,次女王政君,即汉元帝皇后,三女王君力,四女王君弟;长子王凤,次子王曼,即王莽生父,三子王谭,四子王崇,五子王商,六子王立,七子王根,八子王逢时。王政君入宫为后之日,就是王氏发迹之时。
王氏虽盛,但王莽父亲王曼早死,没能与王凤七兄弟同获封侯,所以史书说他“幼孤不及等比”,姑妈汉元帝皇后王政君怜悯王莽年幼丧父,才将他接“养后宫”。
这种特殊境遇,王莽一方面得混迹于统治阶级最高层,同时又较一般纨绔子弟更加懂得权势重要。
王莽自幼勤学,拜名儒为师,与饱学之士交游,事母及寡嫂极孝,从而赢得极好声誉。尤其对伯父、大司马王凤,恭顺无不备至。侍凤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从而感动王凤。阳朔三年(前22年)秋,王凤死前,将他托与元后及成帝。故王凤死后,24岁的王莽即被任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从此进入仕途。黄门郎是少府的属官,600石;射声校尉,比二千石,副部级干部。
进入政治舞台后,王莽愈加恭谨。他一方面巴结诸伯、叔父,一方面拉拢在朝的官僚及在野名士。当时一些官僚贵族,尤其是王氏外戚都“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唯有王莽,却与其他贵族不同,博得了诸叔伯父及皇帝的欢心。王商曾上书,愿将自己的封邑分一部分给他,元后又在永始元年(前16年)追封王曼为新都哀侯,以30岁的王莽嗣爵,相继担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骑都尉、光禄大夫都是比二千石,但光禄大夫、侍中是政府官员,而射声校尉、骑都尉是武官。

王莽升至宿卫近臣以后,“宿卫谨敕,爵位益尊,节操愈谦”。他不惜“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更在名士、官僚中广为结交,为他鼓吹的人愈来愈多,名声逐渐超过他的叔伯们。
王莽善于利用细微末节表现出与众不同,如他不仅抚养寡嫂孤侄,而且常亲“奉羊酒”去慰问其侄的老师和同学。他还特地为长子和侄儿同日完婚,在婚宴中,他数次离席,声称去为生病之母喂药,这些举动为王莽赢得“贤”“孝”之誉。莽曾买一侍婢,后来又怕别人说他同另外一些士大夫一样好色,又连忙表白:听说将军朱博无子,这侍婢是为朱将军买的,当天就把侍婢送给朱博。这种做法,在统治阶级荒淫腐朽的西汉末年,显得与“众”不同,因而得到朝野人士的称誉。
当时,正值曲阳侯王根为大司马辅政。由于王根久病,请求免职,依当时地位,接替王根任大司马的应是淳于长,因淳于长是元后的姨甥,又因助成帝宠妃赵飞燕立为皇后,而得到皇帝重用,赐爵关内侯,后封定陵侯。王莽位在淳于长之下,欲取得大司马之位,必先除淳于长。王莽发现淳于长与已废的许后之姐私通,就先向王根说:淳于长看到你病重很高兴。王根十分生气,令王莽直接向元后报告,王莽便将淳于长与人通奸及其他“骄佚”等表现一一报告太后。太后大怒,免淳于长官,接着又发现有帮助许皇后重立的阴谋,被定为大逆罪,死于狱中。

除掉了政敌,王根留下的位置就为王莽稳坐了。当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十一月王根正式告退时,38岁的王莽就被擢为大司马,继王凤、王商、王音、王根而辅政了。
王莽任大司马未及半年,即公元前7年,成帝死,刘欣以元帝庶孙入继帝位,与王政君无任何关系。只因成帝无子,刘欣才立为皇嗣,其祖母傅氏和母亲丁氏两家外戚因而得势。王莽深谙宫廷内风云变幻,见势不利,主动上书“乞骸骨”求隐退,哀帝表示优待,不准。特遣丞相孔光等命莽视事。不久,王莽又与傅太后发生冲突:当时因哀帝在未央宫置酒,傅太后与哀帝并座。王莽责令,傅太后属藩妾,不得与帝同座,令撤去其座。傅太后大怒,于是王莽又“乞骸骨”,哀帝深知王氏权势炽盛,特表示优容,反加赏赐,但矛盾是掩盖不住的,在丁、傅外戚势力不断扩大下,王氏一门外戚纷纷被排挤出朝。
建平二年(前5年)王莽与傅氏冲突再次公开化:王莽反对傅太后、丁姬皆称尊号(太太后、太后),被朱博参奏“莽不广尊尊之义,抑贬尊号”,“请免为庶人”。因王莽系元后至亲,哀帝表示“恩宠”,“勿免,遣就国”被逐出朝廷,王莽被迫告退,归南阳新都封国后,由于丁、傅两家外戚控制朝政,先是外戚傅喜为大司马,后来又由傅晏和丁明轮流辅政,王氏在朝中势力遂被削夺。

王莽在朝廷失势,但在乡里名声日增,有一次,他的儿子王获杀一奴婢,王莽逼其子自杀偿命,以当时法律衡量,贵族杀奴婢是不至于偿命的,更何况王氏这样的贵戚,在“绞杀侍婢”如同儿戏的官僚贵族圈中,王莽的举动引起很大震动。于是,许多人为他罢职不平,还有人上书为他歌功颂德。王莽一直注意笼络士人,结好地方官,孔休守新都相,王莽对他优礼有加,赠以美玉宝剑“欲以为好”,从而得到士人和地方官的好感。
王莽苦心经营,不久就得到结果。元寿元年(前2年)发生日蚀,贤良周护、宋崇等人趁机在皇帝面前替王莽鼓吹,于是哀帝召回王莽。此前,丁太后与傅太后死去,哀帝依靠董贤辅政,哀帝死前已将玺缓付与董贤,叮嘱其“无妄以予人”。但哀帝死后,董贤连调度丧事都不会,元后即令召回王莽“佐”董贤治事。
王莽回来后,奏董贤“为大司马不合众心”,逐出宫殿,收大司马印绶,逼令董贤自杀。盛极一时的丁、傅外戚集团及董贤完全被消灭。大司徒孔光以下,以王莽曾任大司马,又为太后近亲,共举王莽为大司马,独前将军何武及左将军公孙禄反对,太后当然不纳,于是,王莽又重新被任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继续辅政。
王莽重任大司马后,第一件事即与太后议立嗣君。哀帝无子,决定立元帝之孙中山王子刘衍为帝,生未满月即病,唇口手足十指皆青,无法治愈。公元元年,仅9岁形同残废的刘衍被推上帝位,72岁的元后临朝称制。这一老一小只得把朝政交付给王莽处理。
王莽大权在握,首先将成帝赵皇后和哀帝傅皇后废为庶人,逼令自杀,又不准平帝母卫氏入京。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彻底根绝与王氏外戚为敌的其它外戚集团再起。王莽之子王宇曾帮助卫氏集团,被王莽察获,也被处死,连儿媳也在产子后被杀。前将军何武与左将军公孙禄曾持反对态度,被王莽参奏免官,后来处死。红阳侯王立是元后亲弟,王莽之叔,王莽恐妨碍自己专权,也罗织罪名奏请太后让他就国,太后不得已,只好将王立遣出。

王莽把名儒大司徒孔光推到前台,凡欲将谁治罪,就令孔光上奏元后,孔光不敢不上。王莽又怂恿太后批准孔光奏议。王莽的心腹爪牙甄丰、甄邯、平晏、刘歆、孙建等分别被委以重任,朝廷从此被王莽所控制。
王莽攫取大权后,指示党羽歌功颂德、封奏请赏,他自己又一再推让,表示“谦恭”,结果,愈“推让”,王莽的官爵愈大,权位愈高。元始元年(公元元年),元后封王莽为“安汉公”,位在三公之上。这时,他俨然周公了。
王莽大封同党孔光、王恽等为列侯、关内侯。不久,以“太后不宜亲省小事”为名,令百官不必向太后奏事,新任各官亦无须朝见太后,一律由安汉公包办。这样,连元后的权也被他夺去了。

元始二年(公元2年),王莽将自己的女儿嫁给13岁的平帝为皇后,有司奏请赐给王莽新野田二万五千六百顷,王莽辞谢不接受;又赐黄金二万斤,合钱二万万,王莽只接受四千万,以其中三千三百万分给十一家陪嫁的媵家及九族中的贫者。这一表演果然收到预期效果,早已领会王莽意图的大司徒陈崇等上奏颂王莽“功德”,王恽等又“巡行天下”为王莽不肯受田之事大肆宣扬。王舜等要求加安汉公为宰衡,比于伊尹和周公,元后立即照准,王莽经过一番推让接受下来。
上书要求加赏安汉公的,竟达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
王莽的地位和权势蒸蒸日上,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元后又给他加“九锡”。观风使者又带回伪造的、称颂王莽的歌谣三万言。泉陵侯刘庆上书请“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当时,平帝已经14岁,对王莽专权,禁止母后来京,杀戮自己亲戚怨恨在心,不愿事事听王莽摆布。元始五年(公元5年)腊月,王莽趁“上椒酒”之机“置药酒中”,平帝喝药酒后中毒,王莽愿以身代,藏于金匮,置于前殿,故意令诸公勿言。平帝被毒死后,王莽表示哀悼,大赦天下,令官吏六百石以上服丧三年。
接着,从刘氏宗族中找到广戚侯刘显的一个只有两岁的儿子刘婴,立为皇帝,被称为孺子婴。王舜等又请元后下诏,令王莽“如周公故事”居摄,一切礼仪与天子相同,代行皇帝之权。此后,王莽称起“假皇帝”来了,臣民则称他为“摄皇帝”。以公元6年为居摄元年。
初始元年(公元8年),有“素无行,好为大言”的梓撞(今四川梓撞)人哀章,制了铜匮一只,将伪造的符书装在里面,符书中写王莽为真大子,将几个大臣以及自己的名字也写在上面,说这些人应该当大官为辅佐。哀章将此铜匮献给王莽,果然拜受,马上下书诏告天下,在未央宫即真天子位,改国号曰“新”,以公元9年为始建国元年。
很多人攻击王莽假仁假义,能够杀自己儿子的假仁假义实在太绝了,关键问题不在这里,当时有两大问题必须解决,一个是土地问题,一个是奴婢问题,还有其它不少问题,不解决,社会矛盾就会激化,汉朝灭亡是迟早的事情,统治阶级已经感到需要改朝换代了,所以,王莽掌握最高统治权,有利于解决亟待解决的众多社会问题。

王莽做了真皇帝之后,开始了他的改制进程。
1.以土德代火德。按照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学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汉朝是火德,火德结束,生出土德。这与汉朝自己的说法不同,汉初自认为是水德,汉文帝改为土德,而王莽自认为是黄帝之后,黄帝是土德,王莽擅改汉朝为火德。
2.改官制。设四辅,王舜太师、安新公,平晏为太傅、就新公,刘歆国师、嘉新公,骗子哀章国将、美新公。设“三公”,甄邯大司马、承新公,王寻为大司徒、章新侯,王邑为大司空、隆新公。设“四将”甄丰为更始将军、广新公,王兴为卫将军、奉新公,孙建为立国将军、成新公,王盛为前将军、崇新公。总之一句话,都是拥护王莽新政权的。因为王莽自称黄帝之后,凡是黄帝苗裔都封官。他按照古书上的官名进行改换,《尚书》有羲和,他就设置羲和;按《周礼》设置卒正、连率、大尹等代替郡守等;按照西周制度设置卿、大夫、士,定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他把官制搞乱了,并且经常变来变去。
3.实行王田制。恢复井田制,土地国有,不许买卖。一家有八个男丁,可有田一井,即九百亩。原有田超过规定数,即一家男丁不够八人,而田超过九百亩者,将超额之田分给宗族和乡邻无田而应受田者。无田之家,应按上述制度受田。攻击井田制度,煽动人破坏法令者流放至边境。试图限制土地兼并,试图让所有家庭都有大致相同的土地,想法是好的,但是,官僚、豪强愿意把土地拿出来吗?

5.平抑物价。依照儒家经典,实行“五均”。具体办法是:“于长安及五都(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价)。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众民卖买五谷布帛丝绵之物,周于民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万物昂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与民。其贾低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臾者。”(《汉书·食货志》)这和汉武帝实行的均输平准制度差不多,能够平抑物价,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6.赊贷。《周礼》有赊贷制度,于是,王莽实行。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特别重视厚葬、祭祀、婚礼等,铺张浪费,所以,经常借贷办事,很多人由此步入深渊,自卖为奴婢。政府借贷,利息比较低,可是,动了谁的奶酪?
7.六筦。就是政府控制经济,盐专卖、铁专卖、政府铸钱三项是汉武帝时代就确定下来了的,酒专卖在昭帝时放弃,现在恢复,名山大川政府控制,再加五均赊贷,共六项。这些都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王莽也学习汉武帝重用商人进行管理,但是,定的价格太高,老百姓难以活下去。
8.货币改革。王莽按照周朝制度,除五铢钱之外,另造错刀,一值五千;契刀,一值五百;大钱,一值五十。恢复春秋战国时代的刀币,币制混乱。始建国元年(公元6年)罢契刀、错刀和五殊钱,更作小钱,径六分,重一铢,与以前使用的“大钱五十”并行。这次币制改革的理由十分荒唐:
始建国二年,王莽下令颁行“宝货五品”,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一批货币。所谓“五品”即“钱货”六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五种,每种货币之中又形状、币值各不相同。老百姓根本弄不清,依然使用五铢钱,王莽下令惩罚,逮捕了众多老百姓。商人盗铸大钱的非常多,犯禁的人太多,到13年,连惩罚盗铸的命令也取消了。
王莽不死心,随后又改,更加混乱。
9.地名改名。王莽觉得汉武帝的十三部州刺史与《禹贡》不合,改为九州,需要重划州界。州划界,郡县也要重新划界,建立了一些新的郡县名称。还有,长安改成常安,洛邑改为宜阳、义阳,长乐宫改为常乐宫,未央宫改为寿成室,如此等等。总之,地名无限混乱。
10.少数民族改名。王莽要尊王攘夷,将匈奴改为降奴,后改恭奴,单于改为服于,后改善于,玺改为章,激起匈奴人的反叛,激化民族矛盾。其他少数民族首领,王均改为侯。将高句丽改为下勾丽,激起高丽人民不满。
王莽的这些改革,只有限制土地兼并、限制奴隶买卖、专卖制度、平抑物价、赊贷制度有些积极意义,其余不叫改革,叫乱改,根本就没有必要。

西汉末年,本来阶级矛盾就已经非常尖锐,王莽改制不仅没有解决矛盾,而且激化了矛盾,既有阶级矛盾,又有民族矛盾,还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全部激化。
首先是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最大的绿林军起义,其次是赤眉起义。
其次是少数民族分离,匈奴重新犯边。
第三是西汉皇室后裔起兵,反对王莽篡权。
23年,十月初三黄昏,群众攻入王莽躲避的渐台,商人杜吴第一个将王莽杀死,校尉东海公宾将王莽秃头砍下,数十人争砍王莽尸体。起义军将王莽的头送到南阳,人们都来打它,最后连舌头也被人们切下食之。

我曾经说过,中国历史上,改革成功的只有三个人,第一个是商鞅变法,奠定了秦国强盛的基础,后来消灭了东方六国;第二个是汉武帝,众多制度被后世遵循,扩展疆域,推动西汉进入全盛时代;第三个就是改革开放。
王莽改制,本来顺应历史要求,已经掌握了最高统治权,推行改革十分方便,但是他食古不化,朝令夕改,尤其是一些不必要的改变,搞乱了政治,搞乱了经济,搞乱了民心,最终全体人民抛弃他,下场也就只好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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