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品鉴】错金嵌松石龙耳铜方鉴与铜方罍

错金嵌松石龙耳铜方鉴与铜方罍（附勺），青铜酒器，战国。鉴：通高21.6厘米，口边长30.8厘米；罍：通高32厘米，口边长15.6厘米，勺：长43.7厘米。1975年三门峡市上村岭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

错金嵌松石龙耳铜方鉴与铜方罍

1974年冬至1975年4月，三门峡市上村岭大队第三生产队在岭西修建蓄水池工程中，发现了八座古墓，获得铜器百余件和陶器五十余件，此套铜器即出土于5号墓葬中。

错金嵌松石龙耳铜方鉴。器形作斗状，方口，口沿内折，方唇，短颈内敛，腹壁向器底斜收，下为方形圈足。鉴口沿和颈部有错金嵌绿松石的复合菱形纹图案。鉴腹外壁以钩连纹隔成方栏，栏内有错金嵌绿松石方形几何图案。四个龙形耳，躯体蜷曲伏卧，头部攀缘于器口作探水状，头部和四肢除铸出几何形和圆点纹饰外，龙身并镶嵌绿松石。

错金嵌松石龙耳铜方鉴及线图

错银髹漆蟠虺纹铜方罍（附勺）及线图

罍内有铜提勺一件，勺端为圆形，勺柄中段旋扭成麻花状,顶端有穿，可以衔环。

铜鉴与铜罍通身都应用了青铜嵌错工艺，一般是在器物表面预留纹饰槽，或待铸出后錾刻出纹饰槽，分别嵌入金、银、红铜等较软的金属丝或玉、绿松石、漆等，并加以错磨，使之表面平整。纹饰与器物间因不同材质而呈现出交相辉映的效果。嵌错工艺从夏代开始就已经出现，多是玉石嵌错于铜器上，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到了商代，又出现在铜器上填漆的做法，如在信阳罗山县莽张乡商代晚期的息国墓地出土的青铜鼎上（M5与M6所出）就发现用黑漆填饰。而这种填漆方式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辉县琉璃阁墓地出土器物中还有使用。春秋中晚期以来，铜容器上多使用错金银或者红铜的工艺，至战国时期而尤为兴盛，不仅适用器物多样化，镶嵌和错金用料也更多样化，同时，还出现一些造型灵巧、花纹工整的器物。上村岭出土的铜鉴采用金丝盘填嵌于空隙内，金丝盘嵌整齐，器表磨错平整光亮，足以代表战国时代错金镶嵌工艺的新成就。铜罍器身光亮的黑漆，不仅增加了纹饰及色彩的对比度，更具观赏性，而且还具有防锈蚀的作用。

这套铜罍、鉴，虽历经岁月沧桑，表面为锈蚀所掩，但透过大部分保存完好的纹饰，我们还可以想见当年的精致与奢华。

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与三门峡上村岭所出铜鉴罍一样配合使用的冰鉴应当不在少数，但大部分出土时失去明确的组合情况，现能明确组合使用的尚有如下两件组。

1、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蔡侯方鉴、蔡侯方尊缶，安徽博物院藏，鉴：通高28.3、口长38厘米；缶：通高35.2、口长13.2厘米。鉴与缶周身嵌错红铜纹饰，出土时铜缶置于铜鉴内，知其为配套使用之器具。鉴外部颈上有铭文一行六字，缶口内有铭文一行六字，可知是祭祀行礼时陈设之礼器。酒器的陈设，从门外到门内按照“缶——壶——瓦甀”的次序，也有说是按照“壶——缶——瓦甀”的次序。《礼记·礼器》：“五献之尊，门外缶，门内壶，君尊瓦甀，此以小为贵也。”瓦甀容量是五斗，壶的容量是一石。则缶按说应当大于壶。但是从考古实际发现来看，多数情况下都是壶大于缶，如蔡侯墓者，缶高36厘米，壶则高80厘米。又如淅川下寺M1，铜缶通高38厘米，而壶则高74厘米。因此，“壶——缶——瓦甀”的排列次序较为符合实际情况。

蔡侯方鉴、蔡侯方尊缶

2、1978年湖北省随县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曾侯乙鉴、缶，鉴高63.2、长76厘米；缶通高51.8厘米。

曾侯乙铜鉴、缶

这套器物是由一个方鉴和一件方尊缶组成的青铜套器，底部一侧设两个长方形榫眼，另一侧设一个长方形榫眼，榫眼可与方鉴内底三个弯钩扣合，其中一个弯钩的活动倒钩自动倒下后，可把方尊缶固定在方鉴里而不晃动，制作十分巧妙。方鉴有盖，方形，盖面中空，恰好可容方缶颈部。缶盖隆起，四角附竖环形钮，盖沿内折，并有与器口扣接的子母榫，与器身扣合严密。与青铜冰鉴配套的还有一把长柄青铜勺，勺的长度足以探到尊缶内底。

三门峡上村岭与蔡侯墓所出者纹饰相对较为平面化，且都使用嵌错工艺，更多具备中原制器的风格，尤其是三门峡所出罍盖上部四角的无花果叶状的装饰与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的莲鹤方壶盖上的莲瓣形装饰有着同工之妙。随县擂鼓墩1号墓出土者纹饰立体感强，繁复精美，具有浓厚的楚国制器风格。且两件器物之间扣合的机关设置，鉴盖的使用等，无不体现楚人在制作铜器方面的巧思。

邵丹，女，设计艺术学硕士，现就职于河南博物院陈列部，文博助理馆员，从事陈列形式设计等工作。

陶亮，男，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毕业（专业方向中国古代史研究），文博馆员，现供职于河南博物院陈列部，从事古代史陈列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