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华：从历史文化背景解读商周玉柄型器的功能和作用

与此同时，玉器作为当时统治阶级所垄断的奢侈用品，玉匠的思维不可能出现跳跃性的发展，所以很多器型的设计和制造中都能看到原来设计的影子和痕迹。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分析过古人从事制玉的工匠，按照现在的标准应该都属于“文化遗产继承人”，作为“独门绝技”的传承者，他们几乎都是被皇宫贵族的作坊和家族所垄断，制玉的手艺在传统的理念中也是“传子传女，不传外人”的家族式传承习俗。

真正打破这一传统，将制玉工艺向民间进行普及和推广的是宋末元初的武当真人“丘处机”，一方面结合当时国破民弱的社会现状，将这门技术向广大民间推广，主要的目的是救当时受战乱的难民于水火；另一方面，作为宗教门派的掌门人，利用北京白云观的作坊传递技艺也是当时可以让人接受的现实，我们都知道他跟侵入中原的蒙元首领铁木真有着非同一般的交往，无论是史料传说，还是金庸小说中的武林轶事，他到底具备有多大的神奇武功我们无法考证，但是现在很多制玉行业将丘处机供为玉雕行业的“祖师爷”却是事实。

这个故事在我以前的文章中介绍过，今天重新提起只是想告诉大家，玉器设计和加工手段的更新换代要落后于朝代的更迭，明白这个道理也就知道很多玉器的断代容易出现谬误的原因了。

例如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沟通的题材，玉柄型器，虽然以前的文章中也简单提过，今天想就这一个器型做一个详细的解读。

玉柄形饰是较为常见的商周时期玉器，考古的遗址工地中多有出土，应为装饰用品，在商之前，严格意义上说，它不应该属于商周的玉器，而是延续时间较为长久的玉装饰器，最早见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

到了商周时期，这种柄型器流行的地区很广，从南到北的考古遗址中都有发现。

从考古的遗址记录中，我们可以可以发现，在西周中期以前，玉柄型器使用得比较普遍，西周后期逐渐消失。

就其造型和装饰来看，不仅是实用物，而且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和很高的观赏性。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应该就是妇好墓中那件带有玉柄型器的玉跪人像，将这个柄型器的造型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我们了解了此物的佩戴方式和位置，无独有偶，在考古遗址中出现的这些玉柄型器，几乎都是在腰部位置上，从这一点也证明了此物品的正确使用位置。

商代的玉柄型器大多都是素面，底部带有榫卯的插头，可以推论出此物应该是一个组合件，下部应该是插在固定的木盒或其他物品之上，后来出土的实物也证实了这种组合的确存在的可能。

我认为这应该属于辟邪的一种装饰物品，因为即使用颜料或朱砂，多少都应该出土一个，而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就说明并非是此类物品，另外，出土的物品形制，大小和材质几乎都很类似，这种难以区分的物品无法代表不同人物的身份。

而这种辟邪的物品有玉制作就可以理解，商人尚鬼，周人敬祖，古人用此类器物驱邪护身，普通人用不起玉质，便用枣木制作，年代久远难以保存、主要的功能就是装饰和庇佑，这样也就理解为何墓中多见的原因。

不管是否真的就是这个功能，从此类物品中可以见到玉柄型器的演变过程，也可以相信古人使用的普及性必定是有其实际的意义和习俗，否则，这件物品流传的时间不会超过千年之久，至于真实的涵义，也需要等待考古挖掘提供更多的资料供我们研究分析，再确定其作用。

夏至商时，柄型器的造型都还是保守为主，几乎都是以素面，束腰的造型。

妇好墓所见之商代的玉柄形饰，多为扁平长条形、长条柱形成扁圆柱形。

呈平顶或弧形顶；多数两侧稍内凹，往下渐收缩；下端平成有短而薄的榫，或呈三角形，榫上有孔，四面棱角清楚，表面大都刻有花纹，有花瓣纹、莲瓣纹，变形云纹、弧形曲线和阳线纹等，有的柄端雕作鱼尾形，长度多在10-15厘米之间。

到了西周以后，柄型器的实用性逐步被装饰性所替代，上面开始多了各种的纹饰，其中凤鸟纹是西周的流行题材，纹饰精致，与西周青铜器上的凤鸟纹风格相一致。

华丽的图案装饰，代表了西周人的审美趣味；精细的雕琢工艺，体现了西周人的高超水平；想象中的夸张变形和美好饰物，体现了西周人对神鸟这艺术形象的崇敬和爱戴。

玉柄形饰是商周玉器中常见的器形之一，西周时期的玉柄型器发现较多，形状差别较大，长短相细不同。

有继承商代扁平长条形成方柱形的柄型玉饰，有在扁平长条形成扁宽片状的末端穿有小孔，其下附有用小玉条或蚌条组成的饰件的柄形饰。

有在扁平长方形的器表两面雕琢鸟纹和龙纹，顶端及两侧都琢出扉棱，末端有短榫，其上或有穿孔，下端或也附有小长条形玉组成的饰件的柄形饰，后两种为西周才开始的。

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墓出土的一件玉柄形饰，体作扁平长条形。

顶端、两侧有对称的出脊，下端为双面薄刃。

两面皆以双钩阴线雕琢上下两组形状相同的侧身站立状凤鸟纹，凤鸟昂首直立，高冠、圆目、钩嘴，长尾上翘卷绕过头及颈前。

形制规整新颖，纹饰层次分明，布局匀称优美，刻线环曲自然，是西周玉雕鸟纹柄形饰中的精品。